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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專業之言 期臻于至善——訪政協之友社社員黃澤民

來源:2019-03-29《聯合時報》顧曉紅 發布時間:2019-03-29

  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上海政協之友社社員黃澤民,曾連續擔任第十、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只建專業之言。”3月20日,在華東師范大學的辦公室里,經濟金融研究領域專家黃澤民重復了自己所恪守的原則。

  連續提案建言金融行業監管制度改革

  2018年3月13日,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出臺,將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進行整合,組建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作為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依照法律法規統一監督管理銀行業和保險業,維護銀行業和保險業合法、穩健運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保護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維護金融穩定。與此同時,將銀監會和保監會擬訂銀行業、保險業重要法律法規草案和審慎監管基本制度的職責劃入中國人民銀行。2018年4月8日,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正式掛牌。這意味著中國金融的統籌協調監管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黃澤民,曾連續提案建言金融行業監管制度改革。

  2016年3月,因健康原因無法赴京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的黃澤民再次提出“金融一體化監管乃現實選擇”的相關建言。在當時給記者的微信中,他這么寫道:“目前的金融監管體系無法適應已經變化的金融市場和金融業務,應該作出調整。改革的核心內容應該是從目前的分業監管走向一體化監管,從而提高監管效率。所幸,現在無論是管理層還是理論界已認同這一觀點。具體怎么改,基本存在兩種意見:一是將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會合一,成立國務院直屬管理的中國金融監督委員會;二是把三會納入央行。我是第一種觀點的倡導者之一。”

  此前,黃澤民已在全國政協三度提案建言“三會合一”。他認為,近年來,我國金融行業的混業經營迅速發展,分業監管體系已難以適應混業經營的金融機構和市場的發展,容易出現監管過度或監管空白以及監管標準不統一的問題,互聯網金融也令分業監管模式難以應對。存在三個相互獨立的金融監管機構,不利于我國金融界的產品創新、組織創新以及市場深化。“為了降低監管的制度性摩擦成本,有必要盡快設立一體化的金融監管體系。”黃澤民一如既往地執著,“金融一體化監管是迫在眉睫的現實選擇。”

  “目前,銀保監委已經組建。加上2017年7月,為了強化人民銀行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范職責、強化金融監管部門監管職責、確保金融安全與穩定發展而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宣布設立的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這一金融監管框架有利于加強金融監管協調、補齊監管短板。無疑,金融監管制度改革正漸行漸佳。”黃澤民說。

  金融關乎的不僅是經濟領域更是民生

  “從其本質而言,金融并不只關乎經濟領域,它更關乎民生問題。”這是被認為研究“高大上”領域課題的黃澤民的觀點。

  2007年3月和2008年3月,在全國兩會期間,黃澤民均提出了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建言。他認為,在經歷了二十余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后,我國更加市場化的商業銀行體系已經形成,混合型所有制及公眾性公司成為我國商業銀行的主體。隨著中國銀行業改革的不斷推進,中國推出存款保險制度的迫切性越來越強。作為整個金融安全網的一部分,存款保險能夠通過對中小存款人存款的保護,對社會的金融穩定起到正面作用。“銀行放貸,出了壞賬,不應皆由央行背書,銀行應為自己的行為而負責。讓大多數儲戶的利益得到真正的保障,對穩定金融秩序有著積極的意義,穩健的做法是先出《存款保險條例》。”

  2015年4月初,國務院正式發布《存款保險條例》,該條例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從某種程度上加快了我國金融改革的步伐。

  互聯網、大數據時代推動了第三方支付機構的快速發展,但其背后存在制度套利與監管空缺,安全性與可持續性令人擔憂,發生了一些卷款跑路、信息泄露等大案要案,給當事人帶來損失,甚至影響社會安定。

  對此,2016年,黃澤民建言盡快完善第三方支付清算市場的準入規則和運作規范,制定統一的監管規則和標準,建立跨部門協同監管,形成監管合力,對第三方支付機構建立日常經營動態監管機制。他認為,第三方支付機構業務快速向貸款、理財、基金、保險、證券等眾多金融領域滲透,形成金融監管灰色地帶,系統性風險凸顯。特別是P2P平臺將吸收的資金以借道第三方支付平臺的形式進入自設的資金池,實現非法集資之實。金融業當時的分業監管模式難以應對這種混業經營的局面,金融制度和監管環境嚴重落后于行業發展。黃澤民建議,在提高準入標準的同時,將對第三方的監管從以市場準入為主逐步過渡到以對日常經營的動態監管為主,“從賬戶實名制、消費者保護、資金安全、信息安全、反洗錢等方面逐步建立起與金融機構相當的監管要求,并改革現有金融監管模式,建立起跨部門的協同監管機制”。

  我國正處于對人民幣匯率水平與匯率形成機制、資本項目開放、國際儲備水平、人民幣國際化以及貨幣政策獨立性等多項指標的選擇與平衡之中。黃澤民認為,中國作為大國經濟必須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應該堅定不移地繼續推動資本項目穩步開放以及人民幣國際化,而“人民幣國際化必須要有堅實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黃金”。這十數年間,他一直建言央行大規模增持黃金以優化我國的國際儲備,“時至今日,央行也的確在不斷增持,但數量遠遠不夠。目前發達國家黃金在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大多高于30%,我們應達到國際平均水平左右”。黃澤民建議,我國黃金行業的發展要積極參與到國際市場當中,黃金交易所要高度對外開放,吸引國際投資參與交易,以爭取黃金市場定價權。

  精準謹慎施策促進金融行業創新發展

  黃澤民認為,國際金融危機的事件證明,放任自流的金融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導致經濟過熱、產生泡沫經濟的重要原因,而泡沫形成之后嚴厲監管的金融政策和緊縮的貨幣政策不僅使經濟迅速降溫,還有可能戳穿泡沫并引發金融危機。“不當金融政策是造成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國外的教訓值得我們引以為戒。”2015年春夏之交的“政策牛”短暫牛市、2016年推出即叫停的股市熔斷機制、近年P2P平臺連續爆倉、2018年時機不成熟的匯率中間價調整……黃澤民列舉了幾個受政策及其疊加效應沖擊的例子,強調“金融貨幣政策應更多地按規則精準謹慎施策,才能促進金融行業創新發展”。他認為,行政干預手段是特殊時期使用的特殊辦法,但按照資本市場的基本原則、在法律框架內活動,是監管者、投資者、券商和上市公司都應該遵守的規則,“要依法按照信息透明的原則,公平、公正地行事”。

  令黃澤民印象深刻的,是2018年4月下旬之后一段時間內,由于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調低,引發在岸與離岸人民幣持續下跌。“人民幣如此貶值,非但難以沖銷加征關稅對貿易的影響,還將直接損害中國消費者的利益,導致對外負債企業債務負擔的增加,并對人民幣國際化產生較大負面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國務院早已提出的資本賬戶改革步伐。”2018年7月中旬,黃澤民提交建言,建議相關部門綜合考慮我國外匯儲備政策、外匯管理政策、資本賬戶的開放及人民幣自由兌換、人民幣國際化等相關問題,“采取恰當的匯率政策,研究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新方案”。這一建言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報送國務院參事室,得到國務院高度重視并采納。

  去年年底,市領導赴市政府參事室調研并召開座談會,圍繞政府中心工作展開討論。作為市政府參事,黃澤民在會上建議,深化國際金融中心和自貿區金融制度創新,規范化地推出外匯保證金產品,以激發金融衍生品市場活力和動力。

  我國的外匯保證金交易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從叫停到鼓勵,再到叫停,幾經起伏,銀監會于2008年6月發布了《開辦外匯保證金交易有關問題的通知》,全面叫停了外匯保證金業務。但不少經紀商通過變相方式從事外匯保證金的經紀業務,采取線上推廣和培訓、講座等線下方式發展客戶,幫助客戶在境外開戶投資。黃澤民認為,外匯保證金交易的陽光化能豐富外匯投資領域的產品,滿足廣大投資者的需求,也能引導外匯投資者資金的有序流動,杜絕非法的資金外流,“可使行業的無序發展狀況得到改善,而法律法規的完善將減少投資者與經紀商之間因交易規則不明確產生的糾紛”。他建議,在上海自貿區內的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盡快上市外匯保證金產品。

  1997年加入民建、2003年起連續擔任15年全國政協委員、2011年起受聘成為上海市政府參事……2018年,不再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黃澤民進入政協之友社。他建專業之言的步伐不會停止,作為教育工作者和經濟金融領域研究者,黃澤民追求的是臻于至善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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